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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时,字纯道,又字宏道,号可斋,庐陵安福人,明朝名臣、内阁首辅。状元及第,授翰林院修撰,次年即入阁参预机务,累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读。英宗驾崩后,与阁臣李贤力争钱皇后名位,迁吏部右侍郎兼学士。在宪宗时期,接连升至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,在李贤、陈文相继去世之后继任内阁首辅。钱皇后去世后,彭时与同僚商辂等据理力争,最终使其得以袝葬裕陵。固原盗乱时,反对派京军干涉都御史项忠的行动,累加吏部尚书、少保。获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,谥号“文宪”,著有《彭文宪公笔记》《彭文宪公文集》《可斋杂记》等。
彭时,历仕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三朝,为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,他一生勤奋、忠于职守,辅政近三十年,持正不阿,与商辂齐名。自幼稳重嗜学,聪慧过人,等到年纪稍长后,随从叔伯研习《春秋》,学习举子的课业,博览群书,通晓经义,擅长做文章,下笔连续不断,文辞使人惊异。彭时乡试中举,又考中举人,并进入国子学学习,潜心学术,颇有时誉,时任国子祭酒李时勉对他寄予厚望。彭时参加会试,名列第三,廷试时,被英宗钦点为状元,状元及第后,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。
英宗在“土木之变”被俘,留守北京的朱祁钰在于谦等人支持下监国,令彭时与商辂入阁参预机务,他得知继母去世,于是极力推辞,代宗强迫其受命。彭时入仕一年多,就得以参预大政,实属罕见,不久,彭时升任翰林院侍读,并赐金带及五品官服。因瓦剌被击退,战事稍有平息,彭时获准回家守孝,但他因此也忤逆了代宗,守孝期满后,代宗命他到翰林院供事,不再参与内阁事务。
英宗复位,内阁首辅徐有贞及阁臣岳正、许彬也相继被罢免,英宗在文华殿召见彭时,说:“你不是朕所点的状元吗?”彭时叩头。第二天英宗仍命他入阁,兼翰林学士,英宗当时正信任李贤,多次单独召见他谈话,李贤推重彭时,退下后一定向他咨询。彭时常常引据大义,与他争论是否可行,有时甚至动了真气,李贤刚开始时有点不高兴,时间长了也就服他诚恳正直,说:“彭公,是真君子啊!”彭时与同僚李贤、吕原关系融洽,三人共处内阁,同心辅佐朝政。
慈寿太后获加尊号时,朝廷下诏布告天下,彭时想趁机请英宗推恩天下,李贤说一年之内不宜两次大赦,彭时说:“不是要大赦,应该行优待老人的制度,朝臣的父母,七十岁以上的应给与诰敕,百姓八十岁以上的给冠带,这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”李贤很赞赏他的建言,立即上奏实行。
英宗喜欢彭时的风度,在选取庶吉士时,命令李贤全部任用北方人,南方人一定要像彭时那样,才可任用。李贤对彭时说起这事,不久宦官牛玉宣读圣旨,彭时对牛玉说:“南方之士出于彭时之上的不少,怎能压制他们?”过后,选了十五人,南方人有六个在其中。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陷害李贤时,英宗受到蛊惑,说:“罢免李贤,那将专用彭时了。”有人传出这句话,彭时大为吃惊,说:“李公有经世济国之才,怎可罢去?”极力为其申辩,并放言:“如果李贤被罢去,彭时不能独留。”英宗听到这话,对李贤的怒意才稍稍消解。
英宗病危,口述遗诏,包括确定后宫嫔妃的名份、不用嫔御殉葬等四件事,交给阁臣润色。彭时读完后,涕泪流下,抑制不住悲怆之情,宦官回来复命后,英宗也为之流涕。宪宗即位,彭时拟好两宫太后的尊号上呈,宦官夏时希求宪宗的生母周贵妃的旨意,说英宗原配钱皇后久病,不当称太后,而贵妃是宪宗生母,应该独上尊号。李贤说:“遗诏已有规定,何用多言?”彭时说:“李公的话很对。朝廷所以能够服天下,就在于正纲常。如果不这样,那将对圣德有不小的损害。”
过了一会儿,夏时又传出周贵妃的旨意说:“子为皇帝,母应为皇太后,难道有没有儿子却被称为皇太后的例子吗?宣德年间有过惯例。”李贤闻言,脸色骤变,看着彭时。彭时说:“今日之事与宣德年间的不同。胡皇后上表让位,退居别宫,所以在正统初年没有给她加尊。如今名分俱在,怎能相比?”夏时说:“即是如此,你们为何不起草让位的表文?”彭时说:“先帝在世时没有实行,现在谁敢起草?如果做人臣的曲意顺从,那将是万世罪人。”夏时厉声警告。
彭时拱手向天说:“太祖、太宗神灵在上,谁敢有二心?钱皇后无子,臣能谋到什么利益而为她争?臣所以不忍沉默,不过是想保全皇上圣德而已。如果皇上推及大孝之心,就应将两宫并尊为太后。”李贤也极力陈述,才定下此事。待到献上宝册时,彭时说:“两宫同称太后就没有分别,钱太后宜加两个字,以便称呼。”于是尊钱氏为慈懿皇太后,周贵妃为皇太后。
过了几天,宦官覃包到内阁说:“皇上的意思本也是这样,但迫于太后,不敢做主,如果不是二公力争,几乎误了大事。”之前,阁臣陈文沉默不语,听了覃包的话后,颇感惭愧。礼成之后,彭时升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,并负责经筵事务。同年,宪宗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,彭时与李贤、陈文担任总裁官,开始编修《明英宗实录》。
内阁首辅陈文去世,彭时接任首辅,钱太后去世,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,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,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。彭时首先进言:“钱太后与先帝合葬裕陵,神主祔入太庙,这是先帝的遗愿,早已定了的事,还有什么可议的?”
次日,宪宗再召彭时等重议此事,彭时仍坚持前议,宪宗说:“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?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,就会使母后难与先帝合葬。”彭时回答:“皇上对两宫太后都非常孝顺,圣德广为传闻。合乎礼仪,便能成全孝义之名。”内阁重臣商辂及大学士刘定之也相继劝说宪宗。宪宗说:“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,还能算孝顺儿子吗?”彭时向宪宗建议:“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,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。”
随后,彭时与商辂、刘定之联名上疏说:“太后作配先帝,正位中宫,陛下尊她为太后,下诏宣示天下。先帝全夫妇之伦,陛下尽母子之爱,都得大义。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,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,这是无可更改之礼。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,臣等实是心怀疑惧。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,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,应当与先帝同尊,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,不合祖宗之制。但考之古代,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,而吕后仍附祭长陵。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,而刘后仍附祭太庙。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,则会有背前人之美,受后人讥笑。”吏部尚书李秉、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。
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,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。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,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,群臣叩头拒命,声言:“不得到钱太后合葬的旨意,绝不敢退下。”自巳时跪至申时,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,这才听从了彭时等人的建议。
彗星出现于三台,彭时等人说:“外廷大政固然应当先处理,宫中根本尤为至急。谚语说‘子出多母’。现在嫔嫱众多,却没有怀孕的先兆。这一定是陛下爱有所专,而专宠的人已过了生育年龄的缘故。望陛下均恩爱,为宗社着想。”当时宪宗专宠万贵妃,而贵妃年已近四十,所以彭时这么说,他又说:“大臣黜退,应该由陛下决定,或者集中群臣商议,不可都交给臣下,使大权旁落。”宪宗虽不能听从,但心中称赞他的忠诚。
西北土官满四率众起事,自署“招贤王”,数月即聚众数万,关中震动。都御史项忠奉命讨伐满四,项忠初战不利,朝廷建议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前往,朱永故意为难,提出许多要求。彭时讨厌他胃口张得太大,并推测军队可不用出发,便令整装以待。正好项忠飞报朝廷,说已把贼人围在石城,宪宗派宦官怀恩、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、程信等人到内阁讨论,彭时说:“贼人四出攻掠,锋芒诚然不可阻挡。现在他们入石城自保,我军包围得很坚固,他们不过是困兽,很容易擒获。”程信说:“怎么知道项忠不会退兵?”彭时说:“他已部署妥当,为什么自退?如果现在出兵,估计什么时候到?”程信说:“来年春天。”彭时说:“这样的话,更加缓慢了,不顶事。事情的成败,就在十二月决定了。”程信恼怒,恐吓道:“项忠如果失败了,一定要杀一两个人,然后出兵。”众人都很担心,问彭时有什么见解。彭时说:“看项忠奏疏中曲折,知道他很能干。如果他听说另派禁军去,则可能会退避不敢负责,这样贼人就难说了。”当时只有商辂赞同他的话。到同年冬,叛乱果然被讨平,众人这才信服,旋即改任为吏部尚书。
彭时因患病请假,过了三个月,宪宗催他到内阁办事,免予朝参。彭时上疏说:“光禄寺采办,各个城门抽税,都严重搜刮,而献上珍珠宝石的人,又加倍估算它的价值,掠取国库财物。请革除这些弊端,以惠小民。”宪宗优诏褒奖他,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畿辅地区以及山东、河南干旱,彭时请免除夏税和盐钞,以及太仆寺索赔损失的官马,京师米贵,请发出仓库储米五十万石来平卖,宪宗都听从了。彭时以旧臣受到倚重,遇有事情他都极力争执,毫不回避。而那时候宪宗怠于政事,大臣很少得到召见。万安同在内阁,交结显贵的宦官和外戚,使君臣上下隔绝,彭时颇为担扰。
彭时再次发病,又请求致仕,宪宗安慰挽留,彭时无法离去。彗星再次出现,彭时因而上书论关于为政之本的七件事:不要惑于佛事,浪费金钱;传圣旨专门委任司礼监,不要再任别的人,以防作弊;召见大臣议论政事;对近幸之人赐给太多,工匠冒官太滥,而犯重罪判死刑和流放的人,又不尽合法,应戒除滥加刑赏;虚心接受劝谏,不要厌恶恳切的直言;告诫廷臣不要模棱两可,凡是政令失当,应该直言论奏;清理牧马草地,减少权势要人的庄田。这些意见都切中时弊。
宁晋伯刘聚为他的从父太监刘永诚请求封号和谥号,并请赐给祠堂匾额,礼部引惯例驳回。宪宗特赐“褒功”匾额,命内阁拟好封谥,彭时等人说:“如果给刘永诚封谥,将来守边的宦官都援引此例来要求,变更祖宗之法就是从今日开始了。”有人援引北宋权宦童贯封王之事,彭时说:“童贯封王在宋徽宗末年,怎能是盛世之事?”此事于是被搁置。
彭时常常因为有灾变而上书,他的奏疏有的留中不发,有的发下有关部门,又多被阻隔,彭时因此郁郁不得志,他共休假七次,宪宗总是命御医去给他看病,还多次派宦官赏赐给他财物。彭时病逝,终年六十岁,临终时对前来问候的从弟说:“生死是常理,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。只是冒居高位,上不能报国,下不能终养老父,这是我愧疚的。”最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。宪宗闻讯后,非常哀伤惋惜,为他辍朝一日,追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,谥号“文宪”,另赐钞一万贯,命有关部门予以安葬,任命其子彭颐为尚宝司丞。
彭时为立朝三十年,孜孜奉国,刚直敢言,持正稳重,务以大局为重,是明代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。
彭时,历仕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三朝,为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,他一生勤奋、忠于职守,辅政近三十年,持正不阿,与商辂齐名。自幼稳重嗜学,聪慧过人,等到年纪稍长后,随从叔伯研习《春秋》,学习举子的课业,博览群书,通晓经义,擅长做文章,下笔连续不断,文辞使人惊异。彭时乡试中举,又考中举人,并进入国子学学习,潜心学术,颇有时誉,时任国子祭酒李时勉对他寄予厚望。彭时参加会试,名列第三,廷试时,被英宗钦点为状元,状元及第后,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。
英宗在“土木之变”被俘,留守北京的朱祁钰在于谦等人支持下监国,令彭时与商辂入阁参预机务,他得知继母去世,于是极力推辞,代宗强迫其受命。彭时入仕一年多,就得以参预大政,实属罕见,不久,彭时升任翰林院侍读,并赐金带及五品官服。因瓦剌被击退,战事稍有平息,彭时获准回家守孝,但他因此也忤逆了代宗,守孝期满后,代宗命他到翰林院供事,不再参与内阁事务。
英宗复位,内阁首辅徐有贞及阁臣岳正、许彬也相继被罢免,英宗在文华殿召见彭时,说:“你不是朕所点的状元吗?”彭时叩头。第二天英宗仍命他入阁,兼翰林学士,英宗当时正信任李贤,多次单独召见他谈话,李贤推重彭时,退下后一定向他咨询。彭时常常引据大义,与他争论是否可行,有时甚至动了真气,李贤刚开始时有点不高兴,时间长了也就服他诚恳正直,说:“彭公,是真君子啊!”彭时与同僚李贤、吕原关系融洽,三人共处内阁,同心辅佐朝政。
慈寿太后获加尊号时,朝廷下诏布告天下,彭时想趁机请英宗推恩天下,李贤说一年之内不宜两次大赦,彭时说:“不是要大赦,应该行优待老人的制度,朝臣的父母,七十岁以上的应给与诰敕,百姓八十岁以上的给冠带,这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”李贤很赞赏他的建言,立即上奏实行。
英宗喜欢彭时的风度,在选取庶吉士时,命令李贤全部任用北方人,南方人一定要像彭时那样,才可任用。李贤对彭时说起这事,不久宦官牛玉宣读圣旨,彭时对牛玉说:“南方之士出于彭时之上的不少,怎能压制他们?”过后,选了十五人,南方人有六个在其中。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陷害李贤时,英宗受到蛊惑,说:“罢免李贤,那将专用彭时了。”有人传出这句话,彭时大为吃惊,说:“李公有经世济国之才,怎可罢去?”极力为其申辩,并放言:“如果李贤被罢去,彭时不能独留。”英宗听到这话,对李贤的怒意才稍稍消解。
英宗病危,口述遗诏,包括确定后宫嫔妃的名份、不用嫔御殉葬等四件事,交给阁臣润色。彭时读完后,涕泪流下,抑制不住悲怆之情,宦官回来复命后,英宗也为之流涕。宪宗即位,彭时拟好两宫太后的尊号上呈,宦官夏时希求宪宗的生母周贵妃的旨意,说英宗原配钱皇后久病,不当称太后,而贵妃是宪宗生母,应该独上尊号。李贤说:“遗诏已有规定,何用多言?”彭时说:“李公的话很对。朝廷所以能够服天下,就在于正纲常。如果不这样,那将对圣德有不小的损害。”
过了一会儿,夏时又传出周贵妃的旨意说:“子为皇帝,母应为皇太后,难道有没有儿子却被称为皇太后的例子吗?宣德年间有过惯例。”李贤闻言,脸色骤变,看着彭时。彭时说:“今日之事与宣德年间的不同。胡皇后上表让位,退居别宫,所以在正统初年没有给她加尊。如今名分俱在,怎能相比?”夏时说:“即是如此,你们为何不起草让位的表文?”彭时说:“先帝在世时没有实行,现在谁敢起草?如果做人臣的曲意顺从,那将是万世罪人。”夏时厉声警告。
彭时拱手向天说:“太祖、太宗神灵在上,谁敢有二心?钱皇后无子,臣能谋到什么利益而为她争?臣所以不忍沉默,不过是想保全皇上圣德而已。如果皇上推及大孝之心,就应将两宫并尊为太后。”李贤也极力陈述,才定下此事。待到献上宝册时,彭时说:“两宫同称太后就没有分别,钱太后宜加两个字,以便称呼。”于是尊钱氏为慈懿皇太后,周贵妃为皇太后。
过了几天,宦官覃包到内阁说:“皇上的意思本也是这样,但迫于太后,不敢做主,如果不是二公力争,几乎误了大事。”之前,阁臣陈文沉默不语,听了覃包的话后,颇感惭愧。礼成之后,彭时升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,并负责经筵事务。同年,宪宗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,彭时与李贤、陈文担任总裁官,开始编修《明英宗实录》。
内阁首辅陈文去世,彭时接任首辅,钱太后去世,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,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,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。彭时首先进言:“钱太后与先帝合葬裕陵,神主祔入太庙,这是先帝的遗愿,早已定了的事,还有什么可议的?”
次日,宪宗再召彭时等重议此事,彭时仍坚持前议,宪宗说:“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?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,就会使母后难与先帝合葬。”彭时回答:“皇上对两宫太后都非常孝顺,圣德广为传闻。合乎礼仪,便能成全孝义之名。”内阁重臣商辂及大学士刘定之也相继劝说宪宗。宪宗说:“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,还能算孝顺儿子吗?”彭时向宪宗建议:“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,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。”
随后,彭时与商辂、刘定之联名上疏说:“太后作配先帝,正位中宫,陛下尊她为太后,下诏宣示天下。先帝全夫妇之伦,陛下尽母子之爱,都得大义。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,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,这是无可更改之礼。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,臣等实是心怀疑惧。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,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,应当与先帝同尊,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,不合祖宗之制。但考之古代,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,而吕后仍附祭长陵。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,而刘后仍附祭太庙。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,则会有背前人之美,受后人讥笑。”吏部尚书李秉、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。
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,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。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,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,群臣叩头拒命,声言:“不得到钱太后合葬的旨意,绝不敢退下。”自巳时跪至申时,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,这才听从了彭时等人的建议。
彗星出现于三台,彭时等人说:“外廷大政固然应当先处理,宫中根本尤为至急。谚语说‘子出多母’。现在嫔嫱众多,却没有怀孕的先兆。这一定是陛下爱有所专,而专宠的人已过了生育年龄的缘故。望陛下均恩爱,为宗社着想。”当时宪宗专宠万贵妃,而贵妃年已近四十,所以彭时这么说,他又说:“大臣黜退,应该由陛下决定,或者集中群臣商议,不可都交给臣下,使大权旁落。”宪宗虽不能听从,但心中称赞他的忠诚。
西北土官满四率众起事,自署“招贤王”,数月即聚众数万,关中震动。都御史项忠奉命讨伐满四,项忠初战不利,朝廷建议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前往,朱永故意为难,提出许多要求。彭时讨厌他胃口张得太大,并推测军队可不用出发,便令整装以待。正好项忠飞报朝廷,说已把贼人围在石城,宪宗派宦官怀恩、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、程信等人到内阁讨论,彭时说:“贼人四出攻掠,锋芒诚然不可阻挡。现在他们入石城自保,我军包围得很坚固,他们不过是困兽,很容易擒获。”程信说:“怎么知道项忠不会退兵?”彭时说:“他已部署妥当,为什么自退?如果现在出兵,估计什么时候到?”程信说:“来年春天。”彭时说:“这样的话,更加缓慢了,不顶事。事情的成败,就在十二月决定了。”程信恼怒,恐吓道:“项忠如果失败了,一定要杀一两个人,然后出兵。”众人都很担心,问彭时有什么见解。彭时说:“看项忠奏疏中曲折,知道他很能干。如果他听说另派禁军去,则可能会退避不敢负责,这样贼人就难说了。”当时只有商辂赞同他的话。到同年冬,叛乱果然被讨平,众人这才信服,旋即改任为吏部尚书。
彭时因患病请假,过了三个月,宪宗催他到内阁办事,免予朝参。彭时上疏说:“光禄寺采办,各个城门抽税,都严重搜刮,而献上珍珠宝石的人,又加倍估算它的价值,掠取国库财物。请革除这些弊端,以惠小民。”宪宗优诏褒奖他,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畿辅地区以及山东、河南干旱,彭时请免除夏税和盐钞,以及太仆寺索赔损失的官马,京师米贵,请发出仓库储米五十万石来平卖,宪宗都听从了。彭时以旧臣受到倚重,遇有事情他都极力争执,毫不回避。而那时候宪宗怠于政事,大臣很少得到召见。万安同在内阁,交结显贵的宦官和外戚,使君臣上下隔绝,彭时颇为担扰。
彭时再次发病,又请求致仕,宪宗安慰挽留,彭时无法离去。彗星再次出现,彭时因而上书论关于为政之本的七件事:不要惑于佛事,浪费金钱;传圣旨专门委任司礼监,不要再任别的人,以防作弊;召见大臣议论政事;对近幸之人赐给太多,工匠冒官太滥,而犯重罪判死刑和流放的人,又不尽合法,应戒除滥加刑赏;虚心接受劝谏,不要厌恶恳切的直言;告诫廷臣不要模棱两可,凡是政令失当,应该直言论奏;清理牧马草地,减少权势要人的庄田。这些意见都切中时弊。
宁晋伯刘聚为他的从父太监刘永诚请求封号和谥号,并请赐给祠堂匾额,礼部引惯例驳回。宪宗特赐“褒功”匾额,命内阁拟好封谥,彭时等人说:“如果给刘永诚封谥,将来守边的宦官都援引此例来要求,变更祖宗之法就是从今日开始了。”有人援引北宋权宦童贯封王之事,彭时说:“童贯封王在宋徽宗末年,怎能是盛世之事?”此事于是被搁置。
彭时常常因为有灾变而上书,他的奏疏有的留中不发,有的发下有关部门,又多被阻隔,彭时因此郁郁不得志,他共休假七次,宪宗总是命御医去给他看病,还多次派宦官赏赐给他财物。彭时病逝,终年六十岁,临终时对前来问候的从弟说:“生死是常理,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。只是冒居高位,上不能报国,下不能终养老父,这是我愧疚的。”最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。宪宗闻讯后,非常哀伤惋惜,为他辍朝一日,追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,谥号“文宪”,另赐钞一万贯,命有关部门予以安葬,任命其子彭颐为尚宝司丞。
彭时为立朝三十年,孜孜奉国,刚直敢言,持正稳重,务以大局为重,是明代天顺、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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